据我所知，关光烈大约是在林彪身边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关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野战部队调到中南军区机关的，但他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我在军区司令部办公厅，给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彼此分住两个大院，又无工作交往，所以并不相识。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体部分改编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
军队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陶铸虽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因他主要担负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所以军区党委的一般活动都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按传统党委工作由政治机关负责，关光烈被指定为军区党委秘书，负责通知开会和作会议记录。黄永胜决定开会，便由我通知关光烈，由他负责落实。开得最多的是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有时个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开一次，我与关光烈接触频密，彼此谈得比较投机，在那运动不断、动辄得咎的年代，不须互相戒备。
关光烈于1959年1月调任林彪的秘书。这次调动纯属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话说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林彪几乎每年冬天都到广州过冬，一住就是一两个月，甚至两个月以上。为此还给叶群在广州市政府安排了个副局长之职，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则在军区大院对面的八一小学随读。1958年12月，林彪又一次全家南下，先在广州住了几天，林彪夫妇又去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区大院内的元帅府住了一段时间，新年过后回到广州，住在白云山军区鸡颈坑招待所一号楼。林彪当时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党内位列第六，但由于他当时还在养病，中央对他并无明确分工，所以他只配了一名秘书。
关光烈出狱后军籍、党籍、职务、级别四大皆空。他在关押期间，因为没有正式定性，还是有工资的，即使扣除这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还可剩余一百多元，十年累计就是一万多元，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目。关光烈向有关部门询问这笔钱的下落，答称“上交”了。上交的钱自然不能再退回来。开始几年每月只发60元的生活费。他的妻子是个解放战争时期入伍、自尊心极强的老兵，1954年中央军委安排大批女兵转业，她在广州轻
工业学校学了4年酿造，成了专业干部。她原住在127师家属区，关光烈遭审查后，她不愿看一些人的异样眼光，带着两个孩子住到她工作的学校，不肯再进营区大门。她先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后又当中学教员。关光烈到洛阳安置后，赶上地方改革开放，她的专长得到承认，被分配到洛阳一家啤酒厂当了厂长。
为了生活，关光烈在龙门石窟附近开了个文物商店，主要做洋人的生意。他的身份逐渐为附近群众所知悉，大家对他很友善，并给予他一些帮助。到龙门游览的外国旅客最多的是日本人，不少人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关光烈精通日文，口才又好，又懂历史、艺术，因而他的生意不错。1987年7月，我去西藏为早年在平叛作战中牺牲的战友扫墓，返回时特地绕道去洛阳看望关光烈。我去了他简陋的家，又看了他的文物商店。因为是劫后初逢，我怕他伤心，有意不提“九一三”事件。他似乎反而比我通达，以调侃的语气对我说：“老迟，我现在开个小店，自由自在，可带劲儿了！要是早有这个政策，何必像当年那样，整天提心吊胆，受那份儿洋罪，到头来还不落好！”他这是反话正说，也是在安慰我，而这却徒增我心中几分苦涩，我还能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