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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刘先生，对于作家柏杨的遗孀张香华，近日断然拒绝将柏杨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摘文选入台湾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材，并要求两岸出版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你怎么看？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我想，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得搞清楚另外一个让很多人都会感到困惑的问题，那就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本身，是否涉嫌歧视中国人以及是否涉嫌辱华的问题。而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又必须要澄清两个基本的事实与基本的观念。
第一个是有关人性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对此我的基本观点是，假如把人性与人心看成是一个圆，它里面就住着一黑一白、一正一邪的两样东西，其中一个叫善，另外一个叫恶。这就有点类似于中国的太极八卦图。无论是什么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种族、来自什么样的国家、有着什么样的肤色、讲着什么样的语言，反正只要是人，它的人性与人心就是这两样东西的合体。而且，当人性恶的一面膨胀的时候，善的一面就被抑制，当人性善的一面膨胀的时候，恶的一面就被抑制。而文化学者的任务，就是揭露人性中的恶、弘扬人性中的善。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
第二，既然人性与人心是善与恶的集合体，那么长期以来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也就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国民性，同时这样的民族性与国民性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形成特定的优缺点。中国有句俗话叫：爱之深，责之切。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不仅会揭示每一个个人的人性中普遍存在着的恶，而且会把揭示民族性与国民性中的不良的一面，当成是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如同一个医生一样，需要通过不断诊断并揭示出病人身上的病灶并加以积极的治疗，最终来帮助这个病人实现康复。一个文化学者也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批评与自我揭露，来促进这个民族与这个国家的文明与进步。
明白了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柏杨撰写《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行为，不仅不存在着歧视中国人不存在着辱华的行为，相反，这还是属于他的天职，是爱国与爱民族的表现。我想，这就是中国大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允许此书的出版的根本原因。
直新闻：那既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并不涉及歧视中国人以及并不涉及辱华，那柏杨的遗孀张香华为什么还要愤而拒绝将其摘文选入台湾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材，并要求两岸出版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呢？
特约评论员刘和平：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柏杨先生当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会成为蔡英文当局鼓吹“文化台独”、搞“去中国化”的工具。因为柏杨写这本书的时候，岛内绝大多数人还是有着浓厚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的，“台独”还没有真正形成气候。然而，时隔三十多年之后，岛内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民进党与“台独分子”的刻意操弄之下，“去中国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文化与政治上的正确”。
而在我看来，蔡英文与“台独”势力利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来推行“去中国化”与搞“文化台独”，这背后不可告人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也就是《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中国人，指的仅仅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以及赞成两岸统一的那部分台湾人，其中并不包括“台独”分子。这也就意味着，在蔡英文当局与“台独”势力看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以及赞成两岸统一的那部分台湾人，他们的人性是丑陋的，而“台独”分子的人性则是十全十美的。他们企图用这样一种逻辑推理来教育台湾的学生，以进一步营造出厌恶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舆论氛围，并进而厌恶中国与中华民族，并最终得出“台湾必须脱离中国实现独立”的结论。也就是说，蔡英文当局与“台独”势力不仅在教育台湾民众抗拒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在教育台湾民众厌恶与抗拒大陆人的民族性与国民性。我认为，这是蔡英文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的又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动向。
然而，让蔡英文当局始料未及的是，这样一番作为，反而产生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反效果，让台湾文化是源自于中华文化，以及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更加成为了无法辩驳的事实。因为假如台湾文化不是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台湾不是属于中国的，你又何必要做贼心虚多此一举搞什么“台湾化”和“去中国化”？同时，我认为蔡英文当局搞什么“台湾化”和“去中国化”，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无论是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还是后来移植过来的闽南文化，它的根基都在中华文化当中，是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你怎么变，都离不开其宗。这就如同“台独”分子宣称自己不是中国人，但是，却割不断身体内的中华血脉与基因是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还不得不佩服柏杨先生对于人性的非凡洞察力。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着重批判的，就是一部分中国人喜欢搞“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的劣根性，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蔡英文当局与民进党搞“台独”，并且携洋自重把美国、日本都拖入到这潭浑水中来，并为此跟岛内的国民党以及大陆纠缠了几十年，这不就是典型的“窝里斗”与“不能团结”吗？
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排版丨王晓桐
此前报道
雁默：《丑陋的中国人》绝版，台湾的中国人濒危？
（原标题：雁默：《丑陋的中国人》绝版，台湾的中国人濒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雁默】
这是一则不起眼的新闻——柏杨遗孀张香华正式向两岸出版商发出声明：“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原因是有出版社希望取得授权，摘文选入台湾中学一年级教材，张香华担心此作品被用来辱华，故而断然拒绝。
这不是第一次有出版商洽谈教科书授权事宜，2016年以来，张香华持续收到类似邀请，她都一一回绝。
作家、教师出身的张香华表示，对现在台湾教育和新课纲“去中国化”甚至“反中”无法苟同，尤其痛心于如今的“国文”、历史教材，删减文言文，以“东亚史”观点取代“中国史”等现象，根本是执政者“去中国化”的教学策略。
“（青少年）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即便读了柏杨的文章，又怎能领会柏杨的精神？”张香华这么说。
这本名著将于2024年与两岸原出版社合约到期后，永不再续约，张香华甚至希望两岸出版社自即日起便不再出版此书。她强调，柏杨生前一再交代，当大陆文明已经进步了，就要废除这本书的发行。
《丑陋的中国人》绝版，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张香华与柏杨，图片来源：台媒
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作为柏杨身前名著，《丑陋的中国人》初面世时在两岸都备受争议，因为其挑战的是民族自尊。但由于柏杨的著作初衷是为民族续命，因此两岸也都大有读者支持。
当时，对此书的爱与憎，只是在爱国方法上的分歧，但两岸读者与作者一样，都希望中国重新站起来；不过现在，其获得台湾某些出版商青睐的原因在于“方便反华”，而大陆则飞跃式进步，因此张香华说，《丑陋的中国人》已功成身退。
无论在海峡左岸或右岸，《丑陋的中国人》已不合时宜，然而，就此书的写作目的而言，封存，是一种圆满，而非缺憾。
仍心存中国情，却身陷于“去中之岛”的张香华，有首梅艳芳的歌应符合她此刻的心境：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功成身退”的一代思潮
柏杨所身处的时代，是在绝处求生的中国，他带着被洋人欺压的耻感来到台湾，度过其最精华的岁月。因此在思索让中国富强的途径上，柏杨不脱“民国文人”模式，简言之，就是“中国必须西化”。
那是一个自我否定，又急欲脱困的大时代，柏杨则是时代中人。
柏杨因被指控为共谍而入狱九年，狱中完成了三部中国历史书稿，1976年出狱，1983年开始编撰《柏杨版资治通鉴》，耗时10年，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
“2008纪念版”《丑陋的中国人》
政治犯的经历，使柏杨的思想更偏向西方民主，并开始关注人权议题，1994年柏杨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创会会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2006年封笔。
就像李敖一样，被蒋家关过，自然讨厌老国民党与其党国体制与思想，又由于当时两岸隔绝，因此在思维上，只有在西方文化里能找到容身之地，并据此反国民党。《丑陋的中国人》也可说是一部反抗国民党党国体制与文化的著作。
柏杨撰写《丑陋的中国人》时，已是蒋经国执政末期，社会朝开放路径发展，但该书在备受批评的情况下仍能出版，就是绿灯信号。因此，这本书也象征着美国解离国民党体制、西方价值进驻台湾的重要节点之一，而柏杨本人身在局中，恐怕未能看清这一点。
《丑陋的中国人》是一部以西方视角看中国文化的评论作品，全书的重点在于阐述“酱缸文化”，所针对的是中国的官场文化，以及在此文化支配下的中国社会，而腐败的核心则被认为是儒家文化。
时至今日重新阅读此作，会觉得柏杨骂的是美国社会——那个当初他笔下“伟大的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因为将书中的“儒家”全换成“资本”，并没有太突兀的违和感。
换言之，因循苟且的腐败，是所有人类文化的共同现象，只是支配者的性质有所差异而已。柏杨痛批的，其实是人性，中国文化不过是背了黑锅，因为柏杨是中国人。
国耻时代的中国文人，有着恨铁不成钢的强烈情感，以西方文化作为对照组，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偏差得很严重。柏杨对儒家的误解与偏见，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文化现象。
但在今日，自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破产后，所有曾经以西方文化为高标的文化理论也都随之破产——尽管福山信众们还在嘴硬——包含柏杨的“酱缸文化”。这不是说，“酱缸”概念是错的，错误之处在于，柏杨将它贴上了“中国独家”的标签。
《丑陋的中国人》尖锐批判中国官场文化，讲的是古代，腹诽的却是国民党，对崇洋的反国民党精英、“台独”与媚日皇民而言，其“贬华”观点自然很有工具性利用价值。恐怕也是直到陈水扁执政后那8年，柏杨才隐隐感觉到他“尖锐的中国情”，被反华势力与分离主义者所利用，而他选择默不作声。
换言之，对绿营而言，柏杨本人在2000年政党轮替后就已“功成身退”了，但《丑陋的中国人》直到蔡英文掌权后仍具利用价值，而其遗孀可不傻，决意由她亲手结束那个时代。
那《柏杨版资治通鉴》呢？
柏杨的历史意见
中国历史可以用西方研究工具来研究，但不能用西方文化观点来解读，尤其是当代观点。
《柏杨版资治通鉴》就是以西方当代文化视角看问题。由于柏杨是小说家、评论家，史学功力自然远不能与钱穆相比，因此阅读其历史意见，易读好懂，能看得到新意，却也充满偏差。
《柏杨版资治通鉴》是史评，非系统性《史论》，更非严肃的《史考》著作，因此读者若想真切理解一段历史，此作并无帮助，但对于了解“评论人的当代思潮”则是很好的途径。例如，柏杨反复对历史中的无名女性抱屈，这就是以当代价值滤镜导读历史的显例，后世之人阅读《柏杨版资治通鉴》不是在阅读《资治通鉴》，而是在阅读柏杨的时代。
《资治通鉴》本身是一种“史论”，因为其编篡方式是服务于当时的史观，并总结在每一段的“臣光曰”；《柏杨版资治通鉴》并未自创编篡体例，只是仿效“臣光曰”的模式给读者“柏杨曰”的阅读导引，因此只能归类为“史评”，臧否历史，也臧否“臣光曰”。
25周年纪念版《柏杨版资治通鉴》
就现代商业逻辑来看，史评的本质与价值，就是偏差，必须专注于一家之言，以利销售。但也正由这种偏差，读者得以摸索作者的情感取向、意识形态立场与其所认同的当代价值观。
当读到柏杨评论“司马光……永不忘记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场”，“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的时候，读者应当知晓，柏杨必须靠批评司马光来凸显当代的进步性，以便铺陈卖点，这类“评论的评论”，往往非关历史真相。
当读到柏杨仅仅因项羽不听某人献策直取关中，就评论其“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时，读者应当了解，你读到的是想当然尔的事后诸葛，但你读不到项羽做此决策的背景、心境与顾忌，而这种偏差正是文学与戏曲的绝佳材料。
柏杨是小说家，解读历史的滤镜不只西方思潮，还有小说家的工作惯性。
曾经身陷囹圄的经历，也使柏杨看历史的角度有着与一般史评者不同的侧重，特别是对政治黑暗面的敏锐与感触。
因此，《柏杨版资治通鉴》与《丑陋的中国人》诉说的是作者身处的时空环境，在那个时代，台湾人在课堂上读的是蒋家带来的中国情，社会上迅速消失的是日本味，习俗仍沿袭着清朝风，外加脱离国际社会的孤独感，与开放初期的“清新空气”。
台湾人虽没参与到1911年的中国，更别说是1949年，但经过蒋家的去殖民化政策，本世纪以前，整体而言岛上都还自我认同是中国人。
今天的台湾，中国认同进入濒危状态，世道已变，而柏杨只活到这个变化的初期阶段，遗孀张香华则目睹整个异化的过程。
台湾的中国人正在走向濒危
试想一种人生，年轻时跟着国民党到台湾，中年时被国民党打入大牢，老年时连说自己是中国人都要犹豫一下，这就是柏杨的人生，骂柏杨是“真正丑陋的中国人”的李敖，也阅览了同样的时代风景。
所不同者，无论当道是哪个党，李敖都骂，但柏杨选择噤声；李登辉执政时，帮他兴建人权纪念碑，陈水扁上台后标榜“人权立国”，柏杨又成了绿营门神之一。
在自己头上贴了一种标签后，就很难插嘴标签之外的事；将自己与某些势力捆绑后，就很难插嘴该势力的胡作非为。因此，李、扁先后掏空台湾的中国元素，柏杨置身事外，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中国认同与人权价值视为同等重要的事，至少，没有醒目的行为证据。可能因为，前者是逆流，后者是顺流。
柏杨去世前一年，教科书中“国父”称谓改为“先生”，“国字”改为“中国字”，“国历”改为“阳历”，“光复”改为“战后”。
柏杨去世那一年，台湾的中国认同还只是危机，13年后的今天，有的小学生连孙中山是谁都不知道，出版商还想拿《丑陋的中国人》作为中学教材。不要说这些出版商，恐怕整个岛上中国人都在变成濒危动物，“统一”也被视为“叛国”。
在民族大义的关节上，若拿“酱缸”概念检查柏杨晚节，这位“人权斗士”恐怕也过不了关，但遗孀张香华在他百岁冥诞的隔年封印《丑陋的中国人》，算是保住了柏杨死为中国魂的尊严。
去年，张香华感叹柏杨与其作品在台湾关注者寡，在大陆却受到重视。这是肯定的，台岛当道鼓吹“中国人”只能搭配“丑陋”，而这是柏杨仅存的利用价值。
台湾的中国人濒危，反逼得《丑陋的中国人》绝版，但很遗憾，这已是一则不起眼的新闻。
